要知道，在好莱坞，除了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几年宽银幕史诗热潮，以及2000年《角斗士》开启的几年新史诗风潮外，古装史诗巨制，一直是投入巨大，但普通观众不那么待见的曲高和寡的类型。

能顶着这样的不利因素，将《奥德赛》拍成征服全球观众的顶流电影，诺兰的号召力，他本人名字作为超级IP的商业价值，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好莱坞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而已。

与此同时，《奥德赛》在全球主流媒体和观众中的评价同样一路飘红，被视为来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遥遥领先的头号热门。诺兰很有希望凭借本片继《奥本海默》后第二度摘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桂冠，彻底“封神”。

当然，以上那些的赞誉，主要还是存在于大众文化领域。在知识分子视角、学院派的看法中，诺兰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电影，遭遇的争议不可谓不大。

这里说的不是在映前就有的，抨击电影在选角上搞“政治正确”、服化道脱离时代的声音。这些批评其实不那么重要，因为它们还都停留在表面，并且，这些有争议的元素，在电影中实际也没有占据多大的比重。

但上映后的一个多月，《奥德赛》遭遇的，是在道德主题、主角形象、世界观建构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根本性的、触及影片根基的深度批评。

《纽约客》的王牌影评人理查德·布罗迪有些夹枪带棒地说，大概只有没读过荷马史诗的观众，才最有可能喜欢这部诺兰的《奥德赛》；美国古典学家、原著的英文译者艾米莉·威尔逊，全方位指责电影改写原著人神共存的世界观、道德上自相矛盾、人物空洞”；法国希腊史专家奥利维耶·巴蒂斯蒂尼，直接说这部《奥德赛》是摧毁荷马经典的“新特洛伊木马”……

必须得承认诺兰《奥德赛》写实的、恢弘的古装史诗排场，时而悲壮、时而惊悚、时而优雅的调子，围绕着奥德修斯的愧疚心理展开的、那种具有道德和情感深度的“回家”叙事，确实是打动了许多观众的心灵，票房不会说谎。

但与此同时，人文学者对影片的批评，也不能被打成对原著“迂腐”的崇敬、对电影改编的过分苛刻。

众所周知，《奥德赛》讲述的，是特洛伊战争之后，阿开奥斯联军这边的智囊、伊塔卡国王奥德修斯的漫长返乡之旅；同时，在家乡伊塔卡那边，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一边要为丈夫的生死未卜忧虑，一边要与踏破门槛的求婚者们周旋，奥德修斯那从未见过父亲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则欲离家寻找父亲的踪迹。

故事的最后，双线叙事收束，奥德修斯历经艰险回到家乡，与儿子相认，设计杀死求婚者，夺回王国。

诺兰的改编，没有改变《奥德赛》奥德修斯漂流冒险的奇遇主线，以及海上—伊塔卡双线叙事的大框架。

他最颠覆性的改写，在于大幅度弱化了这个世界“人神共存”的神话性质，并且完全改变了奥德修斯（马特·达蒙）的精神世界，进而也重塑了整个故事的灵魂。

在诺兰的电影里，那个奥林匹斯诸神发挥极大作用，雅典娜本神一路上疯狂助攻，给奥德修斯开路，独眼巨人、女巫、海怪等超自然力量风起云涌的神话世界，变成了仅有少数怪奇生物、但人界-神界结构被高度祛魅，雅典娜仅在奥德修斯幻觉中出现的准人间世界。

由此，《奥德赛》的主题，就从人神、命运，变成了世俗的道德和情感。

在“史诗循环”（包括《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六部失传史诗）原著中，奥德修斯是什么样的形象？

他智勇双全，尤其善于伪装和用计；性格狡黠，有时也会自傲自大。在特洛伊战争中，他智能说服阿喀琉斯出山、设惊世骇俗的“木马计”终结战争，武能与传奇勇士大埃阿斯竞技不落下风。在归途中，他与神祇、仙女、怪物、神明们三步一交集，靠骗术与勇气游历各方、屡脱险境，路上风流韵事不断，最终也是靠狡计夺回伊塔卡。

而在诺兰的《奥德赛》中，这位传统的、非道德化、既复杂狡猾又天真烂漫的古希腊英雄形象，彻底成了古装版的罗伯特·奥本海默。

他因自己策划木马计造成特洛伊生灵涂炭，而深陷忏悔，将自己的过失，和整个世界的道德堕落联系起来，有一种近似基督式的受难与救赎弧光。性格上，他彻底成了诺兰式的深沉悲情男主角，内心充满犹疑和痛苦，同时始终带着不可磨灭的个人执着。

影片用很多次闪回反复撕开那个夜晚——士兵们涌入神庙，砍下雅典娜祭司的头颅，那张脸后来以雅典娜（赞达亚 饰）在奥德修斯脑中的幻影贯穿全片。在海上漂泊的真正障碍，是他自己无法忍受的罪责意识。他吃下卡吕普索（查理兹·塞隆 饰）的忘忧莲，不是因为被诱惑，而是因为想要遗忘。

影片对奥德赛精神痛苦的呈现，对萦绕他的焚城之夜的梦魇的呈现，与《奥本海默》中那位原子弹之父在核爆之后的道德崩溃，基本是重复的。这似乎意味着，诺兰无法构想一种不以现代心理创伤为底色的英雄形象，于是他将基督教的“原罪意识”，逆向投射到了青铜时代的希腊。

用前段时间某热门访谈里的话说，诺兰是把《奥德赛》基督化了。由此，奥德修斯的旅行，从原著中那个关乎命运、神性、秩序与英雄荣耀的古典漫游，被彻底改写成一场个体忏悔、战争赎罪的现代精神苦旅。

希腊和希伯来（亚伯拉罕三大宗教），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根基。但将希腊希伯来化，首先带来的，一定是对古希腊文明形态、古希腊人精神世界的扭曲。

这不是说奥德修斯一定没有感性、脆弱的那一面。

原著第八卷，奥德修斯在费埃克斯宫廷，听取盲诗人得摩多科斯唱诗。在听到诗人吟唱特洛伊战争相关内容时，奥德修斯掩面落泪。但在这里，奥德修斯是为自身所蒙受的战争折磨、对战友和属下的哀悼而哭，而不是出于对敌方军民的同情、作为战胜者和施暴者的忏悔。

原著第十一卷，奥德修斯在费埃克斯宫廷为国王阿尔基诺奥斯讲述自己在冥河的冒险，他见到母亲安提克勒亚的亡灵，方知母亲已经因日夜思念自己，哀恸过度而死（这段在电影里未出现）。奥德修斯感受到巨大的痛苦——但在这里，甚至在整部史诗中，奥德修斯的道德意识，总还是朝向人伦亲情的。

对于古希腊英雄而言，他们精神世界中的至高价值，是现世的荣耀（τιμή，罗马化：timē）和后世的声名（κλέος，罗马化：kléos），他们为自己的武力和智计自豪，张扬自身接近神的那份强大、伟岸。那种内向的、强调悔罪的心理活动和叙事模式，终归不属于原著中的奥德修斯。

这么说，这版《奥德赛》，就是诺兰的“六经注我”：他看重的是那个为西方叙事史奠基的漫游史结构，以及经历着长远漂流和无尽苦难、忍受着孤独心理状态的中心英雄，而不是那个本真的希腊神话的世界。

这是“戏说”吗？是“乱编”吗？对比原著，很显然就是。但就因为这么改编，就要把诺兰的《奥德赛》，打入万丈深渊吗？

可能很多批评诺兰的人文学者没有重视这一点：说到底，《奥德赛》仍然是一部需要适应当今观众道德安全感、戏剧观、人物观的好莱坞A级大片。

一部原原本本还原史诗的《奥德赛》，可以充满五彩缤纷、混乱蓬勃、奇趣的桥段和香艳的际遇，那会是更忠实的，并且与诺兰版截然不同的一种情趣。但与此同时，那种视点在人神之间来回漂移的、以如今的惯性认知来看，道德和伦理都不乏“毁三观”色彩的《奥德赛》，不可能被大多数观众所理解、共情，甚至会吓跑观众。

处在人类文明成熟期的我们，有时是很难意识到，自己与处在人类文明青春期的古人，精神世界隔了有多远。

诺兰的《奥德赛》，终归还是要讲给今人听。从这个角度出发，电影必须要有一条连贯、稳定的心理线索，一个清晰、明确的道德主题，一位能与当代人的三观同频共振的英雄。

奥德修斯的归乡旅程和所承载的，是诺兰对当代世界道德主题的忧虑：他再次把一个“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人”置于道德法庭的中心。奥德修斯施行诡计，于是，他把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边界，比如对神的敬畏、对客人的礼遇、对敌人的最低限度承认，都彻底击碎，直接引发了“青铜时代的崩溃”。

对于诺兰来说，这样的改编，可以说是一种基督教道德理性对多神教原始感性的“驯服”。由此，诺兰的《奥德赛》，也传达了他作为一位秩序主义者、理性主义者的历史哲学。

放在中国人这里，这其实相当容易理解。

奥德修斯和孔子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奥德修斯口中所谓宙斯的“宾主之谊”被破坏，其实就是孔子在哀叹春秋后期周礼沦丧，整个世界的大背景，是贵族战争的规则被胜利和征服的野心吞噬，到处是尔虞我诈，到处是血腥杀戮，古老的美德不复存在，人类陷入互害的循环。

文明的崩塌，道德底线的滑落，到底是不是因为奥德修斯的邪恶诡计？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不太说得通。因为稳定的道德秩序，不应该指望每个个体都拥有较高的道德底线来维系——那样的“周公”或者“宙（斯）公”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古人对更古时代的幻想，寄托的是对当下现实的哀叹。

但电影这门艺术形式的强项不在思考，不在说理，而在于将奥德修斯、奥本海默们亲身感受到的那股道德重压通过艺术手段“赋魅”——既是破坏者也是忏悔者，让它们对观众产生如同净化的感染力。

在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中，这种效果叫做“陶冶”（κάθαρσις，罗马化：kátharsis），奥德修斯的精神旅途，有没有一种净化身心的厚重感？从很多观众的反响来看，是有的。

这么一来，说诺兰是“失其形而得其神”，有没有道理？似乎也有。

尽管《奥德赛》的这个“神”，的确是有点对《奥本海默》的自我重复了。但一部《奥本海默》化的《奥德赛》，又有什么不行呢？他找到了一套能够最大程度包容奥德赛原著故事、又能在当下观众眼中言之有序、行之有效的道德叙事。

就算是狠狠批评诺兰的古典学家艾米莉·威尔逊，在批评文章的结尾，也不得不感谢诺兰将荷马重新带回全世界电影观众的视野。这是好莱坞和诺兰掌握叙事权力的体现，但最终能够征服观众，靠的也是诺兰的真本领。

所以，在批评诺兰之前，人们也要记得，经典的意义，是通过一次又一次不同的诠释，向每个时代敞开的。

（文/阿拉纽特）